只是，一个普通人，猛然站在大家面前，宣称自己是上帝的使者，是先知，很难得到大家的信服。况且先知们所说的，通常都是良药苦口。被他们批判的包括王公的骄奢淫逸，富豪的贪得无厌，权势的巧取豪夺，祭司的欺世盗名，民众的麻木不仁。而他们的预言更是让人听了不顺耳，说什么以色列违背了上帝的旨意，崇拜了其它的（假）神灵，终将遭受上帝的重罚，会有灭顶之灾，会亡国。这么严厉的谴责，赢来的往往不是掌声，而是世人的不解与嘲笑，甚至是当局的镇压与迫害。他们的警世箴言，既不为当局，也不为一般民众所接受。不过不管他们得到什么待遇，从历史的角度来理解，先知们应该算是那种在坚定的“一神论”信仰与强烈的使命感驱使下，忧国忧民，不畏权势，无惧众怒，敢想敢言的仁人义士。
先知的预言，自然是对的，否则就不成其为先知了。公元前八世纪，以色列的北面出现了一个强大的亚述帝国，逐一征服了周围的一系列小国。到公元前721年，与亚述为敌的以色列也在内忧外患之中走入了灭亡。留下惶惶不可终日的犹太国，再苟延了一百多年。
理解历史，总是有不同的角度。我们中国人传统的历史观，多半是道德的角度，明主对昏君，忠良对奸臣。二十世纪中叶，阶级斗争成为最流行的角度。而近年来时兴的是文化，文明。西方史学研究中，则多半是阶级斗争、经济技术、社会文化、地缘政治等等。其实，以色列在这以后几百年中的历史，从地缘的角度来看最容易理解。两河流域与尼罗河流域都是地大物博，幅员辽阔的地方，足以形成大帝国。小小的巴勒斯坦正处于连结两地的战略要冲，为兵家必争之地。以色列部落进驻巴勒斯坦的五百年中，正赶上两地都出现动乱。等到新的帝国从动乱之中兴起，以色列、犹太国及邻近其他小国，就不可避免地要卷入大国的战略漩涡之中，命运不再由他们自己来控制。
唇亡齿寒，北边的以色列灭亡后，最感到压力的自然是南边的犹太人。他们对历史的理解，照《圣经》中的表述，是宗教的角度。这一点，在古代也不算独特。不论在古希腊还是古罗马，都有不少人相信神灵的护佑是决定战争胜负的最重要因素。《圣经》把以色列的灭亡解释成上帝的惩罚，因为他们的堕落，因为他们崇拜了偶像，因为他们敬奉了其他的神，因为他们违背了摩西与上帝订下的契约。这一切，正好印证了先知们的预言。
这以下的一百多年里，犹太国是在风雨飘摇之中度过的。亚述依然在巴勒斯坦的周边，与其他国家，特别是埃及开战。犹太国一会儿加入埃及的联盟，与亚述对抗。一会儿又迫于亚述的威严，不得不俯首称臣纳贡。外围不断变化的形势，给犹太国在对抗与屈服之间没有留下多少余地。在犹太国内，宗教的矛盾加剧了政治的动荡。危急之中，又不断有先知冒出来，转达上帝的旨意。当然，也终于有不少人开始听信他们的声音了。先知们所最为在意的是清除“一神论”之外所有其它各种信仰。危急之中有的国王相信了他们，于是开始了所谓宗教改革运动，毁偶像，清圣殿，砸烂异教的祭坛。只是这些举措却不能抵挡亚述的进攻。另一位新国王的登基可以带来一百八十度大转弯，别的宗教又冒了出来，而先知们则是关的关，杀的杀。这样的反反复复，对改善犹太国的处境并没有多少帮助。但是“一神论”的信仰与国家民族的命运之间的联系，却成为犹太国所必须焦虑面对的政治问题。
随着公元前六世纪的到来，西亚又开始发生一轮巨大的变化。两河地区出现了一个新帝国，新巴比伦。它不但取代了称霸一时的亚述，还一路挥师西进，击败了埃及。而原以为随着亚述的灭亡可以挣脱伽锁的犹太国，也在公元前605-586年之间屡次遭受巴比伦的入侵。最后不但耶路萨冷被攻破，连神圣不可侵犯的耶和华圣殿都被捣毁。而犹太的王室及上层人物，更沦为囚徒，被送往巴比伦流放。犹太国也终于未能逃脱亡国的命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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